艾米丽·琼斯著《爱德蒙·伯克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发明，1830-1914：一部思想史》

2017年，艾米丽·琼斯（Emily Jones）的新著《爱德蒙·伯克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发明，1830-1914：一部思想史》（Edmund Burk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1830-1914: An Intellectual History），是近年来继大卫·布罗姆维奇的《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从宏大与美到美国独立》（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From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o American Independence）和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的《帝国与革命：爱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两部影响深远的伯克研究之后，又一本探讨伯克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论著。琼斯与大卫·布罗姆维奇和理查德·伯克的一个共同出发点，是通过将伯克的思想纳入具体的历史、政治和智识语境，还原其更加丰富微妙和深刻复杂的特征，并进一步对伯克是“现代保守主义之父”这一广为流传的简单教条提出质疑和反驳。然而，琼斯采用思想史与接受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新的视角审视了伯克在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史中声誉和地位的演变，以及伯克的思想遗产如何逐步发展为英国保守主义力量的重要政治资源。琼斯的论述不仅系统地追溯了十九世纪众多著名政治家与思想家所推崇和塑造的伯克，也通过伯克的接受史有力地展现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独特的政治和思想风貌，以及这一时期政党政治与思想话语之间的相互交织与渗透。

大卫·布罗姆维奇：《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从宏大与美到美国独立》

理查德·伯克：《帝国与革命：爱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

琼斯的分析框架借鉴了著名思想史学家斯特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探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维多利亚晚期的接受史时，提出的政治思想家成为公认的经典通常会经历四个重要阶段的观点。在第一个阶段，这位思想家生前的论断和立场仍被认为与当代的核心政治议题息息相关，其观点也时常被引用或论及；在第二个阶段，当世的一些智识人士，甚至包括少数政治家，被认为是这位思想家的“信徒”，他们在公共领域主动运用这位思想家提倡的原则；在第三个阶段，思想家变成了思想权威，或者某个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象征或组成，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刻，和这位象征性人物站在一起或者和他划清界限显得非常有用；在第四个阶段，这位思想家与当前的政治讨论已无太多关联，但被公认已经获得某种经典地位，或者已经成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这四个阶段之间常有交叉重叠，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琼斯对伯克如何成为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经典思想家的考察，和柯里尼描绘的一般情况也并不完全吻合。然而和柯里尼一样，琼斯认为进入上述第三阶段的思想家对研究各种思想传统的历史学家尤为重要，这也是琼斯所刻画的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史中的伯克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琼斯首先回顾了伯克在十九世纪英国宪政政治中的影响。宪政问题在十九世纪英国政治和思想中占据着突出地位，而其间两大主要党派，自由党及其前身辉格党、保守党及其前身托利党，都高度认可伯克的宪政热情以及他对英国宪政的历史形成与独特架构的深刻洞见，并时常在议会内外等公共论辩场合引用伯克的宪政理念与主张。伯克关于英国宪政机制如何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与巩固的论述，不同于当时英国的激进政治思想家边沁和卢梭等一些法国思想人物强调的“载诸纸面的宪法”，及其所包含的机械化政治哲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得到英国不同政治派系的普遍支持。

当然，不同党派在援引伯克的宪政思想时侧重明显不同。辉格/自由党着重指出伯克在早期论著中极力捍卫的议会主权和宪政自由主张，尤其是1770年代伯克在《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思考》中对王权和“国王之友”的政治影响的抨击，以及在《论北美殖民地的税制》和《论与北美殖民地和解》等一系列围绕北美问题的演讲中关于公民和贸易自由的论说。《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思考》被辉格/自由党人奉为关于政治统治的权威性著作之一。伯克在文中关于政权、民意和民情关系的雄辩论述，比如“君王是民众的代表；上议院的贵族们也是；法官们亦然。他们都是民众的受托人，下议院也一样；因为权力的授予从来不只是为了权力持有者本身的利益；虽然政府无疑是一个具有神圣权威的机构，但是它的组成，还有管理它的那些人，都源自民众。[……]一个下议院的德性、精神和本质在于它明确传递了国民情感。它的建立不是要控制民众，而是为了民众而设计的管控力”，也被辉格/自由党人视作充满智慧和远见的政治准则。与之相反，托利/保守党则尤为强调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等晚期作品中对君主政体、宪政平衡、贵族体制、财产权、文化习俗和社会风尚等作出的辩护。包括保守党创始人罗伯特·皮尔勋爵（Sir Robert Peel）在内的不少托利派人士，也深受伯克关于激烈变革会带来颠覆性社会后果的阐述所影响。

《对当前不满原因的思考》

《论北美殖民地的税制》

两大党派对伯克思想的取舍，在1832年议会改革期间也有明显的表现。伯克早期的论著被用来为改革提供重要的理据，而《反思法国大革命》等晚期作品中的思想，则成为反对改革的有利论证。琼斯敏锐地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伯克的宪政思想、能言善辩和文采斐然虽然在英国政界和思想界广受认可，而且他的雄辩也为他赢得了现代西塞罗或狄摩西尼的称号，成为有志于竞选下院议员的人士学习的榜样，但是不同政治阵营内对伯克的思想与政治实践也存在批评和争议。辉格党内不乏指责伯克分裂政党的声音，他们认为伯克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领导的辉格党的决裂，导致辉格党做了近四十年的反对党，直到1830年代初议会改革期间才得以重返执政舞台。而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将1688年形成的宪政体制视为宪政发展的顶点，具有神圣不可改变的地位，更是与辉格党主导的议会改革背道而驰，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显得陈旧过时。另一方面，伯克早年对君主特权的强烈谴责始终让托利党人耿耿于怀。伯克的爱尔兰身份，他与天主教的一些关联——比如伯克的母亲和妹妹是天主教徒，伯克因为支持对天主教徒的救济和与爱尔兰的自由贸易丢掉了在布里斯托尔的议席，还有传闻说伯克在临终前秘密皈依了天主教等等，以及伯克对首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不遗余力的弹劾，也令笃信英国国教和大英帝国威严的托利党人始终对伯克心存芥蒂。此外，包括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在内的一些政治激进人物甚至攻击伯克的人品和政治动机。按照他们的说法，伯克是一个自私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真正的信念，他唯一的原则就是取悦和效忠他的保护人，以此获得他们的资助和支持。甚至认为法国大革命让伯克精神错乱的说法也并不少见。

尽管对伯克的种种批评掩盖不了对他的政治思想和雄辩风格的普遍欣赏，但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伯克并未被认为具有连贯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也尚未被视为保守思想的伟大先驱。对伯克的评价往往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就称伯克是“米尔顿之后最伟大的人”。琼斯还通过深入分析保守党著名领导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eali）对伯克的态度，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迪斯雷利对伯克的才华和智慧，尤其是伯克将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感受力和强大的表现力融入政治演说和论证的天分极为赞赏，可对他的政治地位评价并不高。伯克是看似改旗易帜实为“彻头彻尾的辉格派”，而托利党的奠基人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才是迪斯雷利推崇的伟大政治家。

伯克成为政治思想史上无可置疑的重要人物，还要归功于1860至1870年代多位声名卓著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史学家对他的高度评价，其中约翰·莫利（John Morley）写的两部伯克评传，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在其鸿篇巨著《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中对伯克思想的深入解读和赞赏，以及菲茨詹姆斯·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佩恩（E. J. Payn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和莱基（W. E. H. Lecky）等人从政治哲学、法学、历史与文化批评等多重角度对伯克的深刻评论，成为伯克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些作者的论述和侧重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了伯克的政治和宪政思想的内在统一，以及他杰出的智思与慷慨的品德，扭转了之前存在的伯克的思想前后不一、行为动机令人可疑等观念，也为1880年后在更深远的层面上对伯克的重新评价奠定了学理和思想基础。

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伯克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面对时势与权力关系的改变，始终努力维持宪政平衡。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等晚期论著更加充分地表达了他素有的自由理念：自由是“真实”而非抽象的，同时宪政自由要与秩序和节制相结合，权利也要与责任相对等。正如莫利所言，伯克深谙“政治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以道德为标准的经验的艺术”。莫利认为伯克将政治实践与思想融为一体，不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伯克把公共生活视作“检验、探求和有效运用道德思想的领域”，他“以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审视政治活动中各种理念及其渊源，并从中构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体系”。阿诺德也称赞道，伯克的伟大在于他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利益纷争和思维定势，“将智识思考带入政治生活，让政治充满思想的光辉”。

约翰·莫利：《爱德蒙·伯克》

琼斯对这些作家思想的细致梳理，围绕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问题展开：为什么1860年代前后会有一个自由派知识群体对伯克那么着迷？琼斯总结了包括约翰·布罗（John Burrow）等思想史学家围绕莫利这一代智识精英对十八世纪思想传统的兴趣，以及伯克的思想与维多利亚中期影响深远的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等思想体系的关联与差异等展开的论述。但琼斯进一步指出，对莫利和斯蒂芬这些人而言，十八世纪并不是历史的过往，而是之后宗教、政治和哲学发展的思想根基，用斯蒂芬的话来说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交叉地带”。换言之，这些自由派评家对伯克的审视，体现了他们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和政治环境，力图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政治理念和实践原则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

莫利笔下的伯克既是一个行动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和洛克一样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指出，《反思法国大革命》是最早显示出“洛克提出的政府论和哲学思想既没有涵盖关于人性的全部真相，也没有揭示其最深刻的真相”的伟大著作。伯克的论述通过展现“纯粹个人理性主义”的负面后果，开启了之后一代人在整个思想领域对此作出的反应。莱斯利·斯蒂芬对伯克的社会思想中包含的有机主义和历史维度的深入阐述，也进一步论证了伯克的社会观与“纯粹个人理性主义”的区别。根据他的分析，伯克认为“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具有无限复杂的结构，对其组成部分也有着密切的依赖性，因此政治家们需要仔细研究它的健康发展规律。而对法国的革命者们来说，它是独立的个体单元组成的集合，由一套先验的准则来调节”。社会有机体并非朝夕建成，而是经由历史的长河不断生长演化，社会的各部分组成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以突然性的重建来改革社会不切实际，反而会破坏社会有机体的活力和发展。莱斯利·斯蒂芬深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因此对伯克思想中的历史演进观念尤为赞同。莫利在1879年的伯克评传中也总结并预言道，“当前常用的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某些主导概念相适应，让人们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打量社会，而伯克的准则对此非常适用；很可能今后二十年里对伯克的论述要比过去整整八十年里还要更频繁、更严肃”。

然而，琼斯注意到莫利等人并非一味推崇伯克，他们对伯克思想中的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在他们看来，伯克对宗教信仰的捍卫，以及他对有序世界的神圣性的信奉，阻碍了思想自由和对既定规范的质疑，因而也限制了对确保人类未来进步的“真理”的探求。莱斯利·斯蒂芬指出，伯克虽然理解社会有机体本质上的延续性，但他没能看到宗教信仰体系、乃至更普遍的政治和社会当中腐朽的部分，以及相应的新观点和信念的萌生。莫利和历史学家J.R.格林都曾描述过伯克性情中趋于保守的一面。伯克认为“用古怪或反对的眼光看待既定观念之根基的人,要么倾向于混乱无序，要么倾向于无神论，要么倾向于放荡不羁”。值得注意的是，伯克的“保守主义”在这些解读中依然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据格林的解释，伯克的“保守主义不是出于对不作为的热爱，而是来自对社会秩序的价值感，以及对现存的所有一切富有想象的尊崇”。这种对秩序和现有社会机制的尊崇，在莫利看来，是伯克历史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伯克批判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等属地强取豪夺、破坏秩序的思想来源，因此莫利把伯克称为“保守精神所吸引到的最伟大的天才”。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也称伯克为“现代自由保守主义”的奠基人。

伯克真正被纳入重塑的托利或保守传统当中，成为保守主义的一个旗帜性人物，则始于1886年的《爱尔兰自治法案》，而伯克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保守主义化”，又与现代保守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这也是琼斯书中最新颖重要的一个论点。1880年代初期，伯克作为思想家的身份仍然相当灵活，并未被任何狭隘或特定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传统所独有。格莱斯顿政府提出的《爱尔兰自治法案》，允许爱尔兰在都柏林建立自己的议会，成为关乎1801年《英爱统一法案》和英国议会主权的宪政问题，引发激烈的争议和论辩，也将自由党分裂为格莱斯顿派和反对自治的自由统一派。格莱斯顿极为欣赏伯克的思想，他在这场社会论辩中大量引述伯克，使伯克的作品逐渐成为各方热衷运用的重要论据。根据琼斯详细的分析，格莱斯顿和他的支持者们借助伯克关于北美问题的演说，尤其是《论与北美殖民地和解》阐述的承认北美殖民地议会但保持王国统一的和解思想，强调自觉自愿的政治纽带在维系英爱统一中的重要性，并通过伯克对自由的强烈呼吁，指出在爱尔兰问题上，英国面临在“自治”与压制之间作出道德选择。格莱斯顿还引用伯克对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1782年领导的爱尔兰议会的支持，力图说明爱尔兰自治在历史上有宪政先例可循，自治是最终目的，不会导致英爱分道扬镳。伯克的爱尔兰身份以及与天主教的关联，也被格莱斯顿用来论述如何赢得爱尔兰受天主教影响的民众的爱戴。

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统一派包括之前提到的阿诺德、莱基、道登、斯蒂芬兄弟，以及法学家戴雪（A. V. Dicey）、科学家赫胥黎和约翰·丁达尔等众多知识界名流。最初利用伯克的思想反驳格莱斯顿派论点的人也来自这一群体，而不是保守党。琼斯把他们的观点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认为自治会导致爱尔兰少数派新教人群受到压迫，而伯克对受压迫群体的公民与宗教自由的辩护为论证提供有利支撑；第二，指出伯克在后期作品中对1782年的爱尔兰议会表达的疑虑，而且伯克当年的论述针对的形势与现在明显不同；第三，借鉴伯克提出的保持约定立场的连贯性和不在武力威胁下做决定的指导原则，强调自治既破坏英爱统一，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第四，坚称自治是一场宪政革命，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晚期作品成为反对这场革命的防御武器，伯克也被形容为最早的统一主义者。自由统一派还将自由党的分裂与法国大革命后伯克及众多辉格党人与福克斯领导的辉格党决裂、转而支持保守派的小威廉·皮特政府作比，并最终和保守党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自治法案。

自由统一派与保守党的结合，也将更多伯克的思想遗产带到了保守党。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第二个自治法案时，保守党已大量运用伯克的思想和全部作品予以反驳。伯克越来越被视为保守党与自由统一派、而非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的政治资源。与此同时，自由统一派愿意投身其中的保守党也不再是冥顽不化的反动派，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传统和价值体系，包括谨慎的改革和国家有机体的和谐等等，试图以此超越物质的不平等，获得跨阶级的支持。保守党著名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的儿子休·塞西尔（Hugh Cecil）指出，《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有六大主题是保守主义思想永恒的根基：宗教的重要性及国家对其价值的认可；憎恶政治和社会改革过程中个体遭受的不公正；对无视现实中必然存在的等级及区分的革命性平等观念的抨击；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及其对社会福祉的必要性；人类社会是一个带有诸多神秘性的有机体概念；历史连续性以及尽可能渐进变革、减少混乱的重要性。塞西尔还指出，现代保守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赋予保守主义运动厚重的哲学信念和宗教斗争的热情。

《反思法国大革命》

除了政党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领域，在思想层面也出现了大量论述保守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体系的著作。伯克的社会有机体以及历史演变观念，在这些论著中尤其重要，这也是伯克接受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相比1860年代的自由派知识群体，1880年代后期伯克的拥护者，包括亨利·西季威克、D. G. 里奇和约翰·麦康等人，大多具有道德科学和哲学学术背景，他们从更加抽象的层面论述了伯克关于国家的“历史有机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国家具有一种集体意识，超越了个人欲望的简单叠加，而整体性与地方性也存在着有机统一。伯克强调的一个个社会“小单位”，通过不断成长扩大逐步融入国家大集体当中。这些学者以及他们的信徒在学界和不断扩张的教育领域的深远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伯克的思想在更广泛范围内的传播。琼斯指出，到了1914年一战爆发时，英国政治思想界已普遍认为1790年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发表，标志着一种有机历史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的出现，尽管事实上，英国保守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体系，产生于1885-1914年，伯克也是在此期间获得了他至今依然享有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创始人”这一经典地位。

琼斯通过丰富翔实的文本史料，细致敏锐的钩沉索隐，清晰地描绘出伯克在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化所经历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既伴随着两大政党的重组与整合，也见证了藉由党派意识形态和智识思想领域构建生成的保守主义传统。琼斯书名中所取“发明”一语，乃是借鉴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阐释伯克的保守主义化与保守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在琼斯的论证中，爱尔兰自治问题无论对党派政治，还是政治思想的演变，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十九世纪的宪政问题也是琼斯梳理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史中的伯克的一条核心线索。宪政之外的社会经济议题，比如十九世纪末导致自由党和保守党进一步分裂的关税改革争议，还有道德风尚因素，比如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道德思想话语对伯克接受史的影响等等，在书中着墨并不多。然而，琼斯将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置于更宽广活跃的历史场域，呈现了对其思想更丰富复杂的接受历程。诚如她的论述所阐明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将思想家的经典地位带入又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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